于是怨气弄巧成拙，不但自己对爱关闭，还赶走别人——我们抱怨的对象。南希视丹为可恶之人，觉得他不能全心为她好，引发他产生内心的惊吓：他不值得爱，他不可爱。这带来羞耻和自责，使他更难以对她开放心胸。他在退缩的态势下，难以付出什么，结果他付出愈少，南希愈觉得抱怨有理。同时，丹也将可恶之人投射在南希身上——她就是难搞的人，很难感化。这就是怨气何以一律变成自行实现的预言（self-fulfillingprophecies）的缘由。

       美国精神病学家维米克·沃尔坎（Vamik Volkan）研究这种心态何以在几个特定的种族和国家当中运作，发现那里的人们从历史错误和压制出发，视自己为受害者。沃尔坎用“选择性创伤”（chosentrauma）来形容这种现象，某个族群从选择性创伤的镜片后头看世界，不断巡望来自其他种族的危险和威胁，这使他们产生防卫和侵略行为，由此触发另一种族的恐惧、憎恶以及敌意反应，于是该族群更加肯定当初的看法：世界的确不友善。

       同样的，我们都在圈护我们的选择性创伤——就是没能得到足够爱的创伤。我们编造关于对我们不好、剥削我们的可恶之人的故事，从而产生惧怕、怀疑、憎恨、不信任和侵略性，最终不可避免地推走别人，动摇人我关系，于是再次确定我们原来相信没被爱或不值得爱是真的。于是我们不断加入新证据，一遍一遍在心中重演来自儿时的原始的爱的创伤，告诉自己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爱的地方。

       怨气中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就是它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生存模式，毒害一切，使我们跟生命的喜悦和美丽一刀两断。一开始出现的只是伤痛的感觉，却终于转变为对世界的恨意。

      我得以从母亲身上近距离观察怨气如何概念化成整套生活方式。虽然她有宽阔的心，也仁慈慷慨，但她有一段艰辛的童年；及长，她开始住在怨气里，以之为生活方式；在她下半生，一直有事可以大声抱怨，无论政客、天气、食物、亲戚、医生还是所住的公寓，一不留神，她就开始对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发表长篇大论，在这种时候，没办法跟她讲理，我想提供一些较为中立、不负面的观点，却都被她当耳边风。

       在她晚年，由居家健康助理来照顾她，其中不少是移民，她便抱怨美国怎么有这么多移民。但助理来家里帮忙，她实际上又很和善、很贴心，对其中一位牙买加妇女尤为喜欢和感激。我注意到，和个人接触时，她的心十分直接、纯净，而其他时候她在长篇大论里却可以痛骂同一批人。怨气交织在她的个性和精神里，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，与她的觉知、行为各行其是。

       经由观察母亲以及我从她那儿遗传来的性格倾向，我看到怨气如何发展出自己的生存模式。抱怨指向谁无关紧要，目标可以随情况转移，变成“移动怨气”。母亲抱怨移民的之前几年，抱怨的是同性恋，这之前，是靠社会福利救济金过活的人，再之前，是留长发的男人。怨气概念化后，终于演变成看什么事都不顺眼、万事无公义，令我们自绝于真实人生。

      怨气既然勒索这么重的通行税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不抱怨？怨气为什么那么难放下？我还想进一步探究，就把问题带到班上，学生前一周才探讨完生活压力，得出它们乃是从主要创伤所产生的积怨而来的结论。

    “现在我们已经看见怨气带来痛苦和毁灭，”我说，“我希望你们来看看别的，看看你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怨气。请务必诚实，谁愿意先来做？”一片沉默，没一个人举手！我说：“很好，谢谢你们这么诚实。在我们放得下怨气以前，我们必须先认识我们有多执著于怨气，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对怨气是如何的投入，想想我们为什么把它抓得那么紧。”

      然后我请他们两个人一组，互相探索把怨气抓得紧紧的有什么好处，换句话说，它能达到什么目的，提供什么利益，保有它又可以得到什么。

      以下是一些他们想出来的答案。

l “抓住怨气给我一种权力，保护我不会感觉任人宰割，我是为站稳立场，防止自己又一次受伤、失望、遭拒，我用怨气防范伤害的重演。”

l “抓住恨意，让我觉得我对、我有理，好像我在打自己私人的圣战。放弃怨气的话，是白白放走伤害我的人，让他们在我周围自由来去。”

l “怨气可以支撑一种‘我’的熟悉感觉——在这个心态中，我容易认识自己，它给我一种身份认同。其实怨气的感觉并不好，但我宁可和这个熟悉的焦虑一起，也不要放下怨气，踏入未知的焦虑。放下怨气会动摇我整个身份认同。”